在郭沫若赴日本留学之前，他选择了抛弃自己的中国妻子，而在他从日本归来之后，又同样选择抛弃了在日本的妻子。然而，尽管他在个人生活中经历了这些变故，他却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，甚至认为作为汉字的发源地，中国应当从日本身上汲取经验，推动汉字简化，特别是在地名上，减少汉字的使用。郭沫若不仅提出这一观点，还撰写了一篇长篇文章，深入阐述了他对汉字改革的看法。恰巧在那个时期，国家领导人也有意进行文化方面的革命。当他们看到这篇文章后，给予了极大的赞赏，并将其个人见解上升为国家政策。这一事件成为了我国地名改革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激烈变革的起点。
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，经过多次激烈的讨论与辩论，许多沿用千百年的地名迎来了简化改革，许多传统地名被改为简化版。比如，青海省的“亹源”被改为“门源”，重庆市的“酆都”被改成了“丰都”，江西省的“雩都”改为“于都”，贵州省的“鰼水”改为了“习水”，四川省的“越嶲”则更名为“越西”。其他地方如新疆自治区的“和阗”被改为“和田”，江西的“鄱阳”更名为“波阳”直到2003年才恢复原名。陕西省的多个地名也经历了改变，如“盩厔”改为“周至”，“郿县”变为“眉县”，“醴泉”更名为“礼泉”，而“栒邑”则改为了“旬邑”。
展开剩余69%郭沫若不仅在理论上推动了这些地名的简化，还将自己的思想应用到实际的文化行为中。山东博物馆成为他批判的对象，他甚至把它比作“心系荡妇波”，并且批判孔子、杜甫，指责他们为封建时代的代表人物。他还提到自己亲手挖掘帝王陵墓，破坏了很多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名。他认为，像“鰼水”这样来源于“鳛部水”的地名，原本是有着深厚历史背景的，但改为“习水”后，这种历史联系就被断开了，且当地并没有一条名为“习水”的河流，这使得地名的改变变得没有任何意义。而“鄜县”这个地名，它源自于“鄜水”，当它被改为“富县”后，地名与历史之间的关联也失去了，尽管新名字听起来富裕，但当地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。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“汧阳”和“洵阳”这两个地名上，它们原本是因地处“汧河”和“洵河之阳”而得名，但改为“千阳”和“旬阳”后，原本的地理特征和文化内涵都丧失殆尽。
更为有趣的是，陕西省在那个时期是最积极推动地名改革的省份之一。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过多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，亟需削减和改革。这种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，使得许多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地名被随意更改。而杜甫的诗句《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》原本透露出的是一种浪漫而唯美的意境，但如果按照新的地名改动，“鄜州”改为“富州”，整句诗的美感将会大打折扣，变得庸俗且缺乏诗意。
这些地名的改动，虽说符合某些时代背景下的革命精神，但也让人感叹那些与古代地名息息相关的文化和历史脉络，被斩断了。它们的深意在新名字的简单性与抽象性面前失去了传承的价值。即使通过改革创造出了一些“新”地名，这些地名往往没有在某些层面上变得更加具有文化深度，反而变得如同短暂的过客一般，失去了历史的根基。
实际上，这种更改地名的行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停止，几十年后，地名的改变又成了各地政府热衷的议题。徽州就跟随黄山的步伐进行了改名，崇安被改成了武夷山，而大庸则更名为张家界。幸好，在后来反对的声音占了上风，像泰安市并没有改为“泰山市”，杭州市也没有改成“西湖市”，而承德市则没有变成“避暑山庄市”。这些变动不仅没有增强地方特色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底蕴。
郭沫若的这些文化主张和地名改革，确实在历史的洪流中带来了显著的影响，但随着时光流转，我们对这些历史遗产的重新审视，也让我们开始反思文化改革与传承之间的关系，避免了将所有的历史与文化都一股脑儿地抛弃，而是找寻到了更加均衡的方式，既要革新，又要保护那些珍贵的历史文化。
史料来源：
郭沫若《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》，1964年5月3日《人民日报》，1964年8月人民出版社单行本。
陕西省人民委员会《关于更改盩厔 等十三个县和商雒专署名称的通知》，1964年9月10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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